2021年7月，欧洲提出“Fit for 55”（承诺在2030年底温室气体排放量较1990年至少减少55%的目标）一揽子新法案，其中提升可再生能源占比的法案是重要的组成。

经过多次修改，此次投票通过的修正案重要内容如下（以下内容根据最新版修正案和欧盟议会官网新闻整理，最终内容以官方修正案终稿为准）：

（1）2030年可再生能源占总能耗比例提升至45%

今年5月，欧盟委员会在官网公布了“REPower EU”能源计划，提出2030年可再生能源占比达到45%的目标，根据该目标欧盟的风能、太阳能装机目标将显著增加。

但由于受到能源短缺的冲击，各界对于欧盟能否在最终法案中确定45%的目标疑虑重重，即便是最新提升可再生能源的法案中，仍维持原来40%的目标。

而此次投票，将2030年可再生能源目标确定为45%，表明了欧洲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一致雄心！同时，修正案要求成员国跨境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翻倍（每个成员国增加至2个），以及对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提出了要求，在2025年至2035年期间，创新型可再生能源技术（如波浪或潮汐技术）要占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至少5%的目标。

（2）重点加码绿氢发展

随着减碳要求的加强，欧盟氢的使用量将快速增长，为控制制氢产生的排放，欧盟对绿氢发展进行严格要求。

在目标上，要求非生物基可再生能源制氢（新能源制氢）在终端用氢（含原料应用）占比达到40%，而2035年更要求达到70%的比例。修正案提出了低碳氢的概念，即生产过程中温室气体减排量超过70%的氢能才能算作低碳氢，2030年低碳氢（含绿氢）在氢能中的占比不低于50%。交通领域低碳氢使用比例要求翻倍，2028年占交通用能比达到2.6%，2030年需达到5%，原提案仅要求2030年达到2.6%。

严格要求制造绿氢的电力来源于可再生能源：成员国必须确保可再生燃料的电力在国家能源和气候计划中。为确保绿氢用电完全是可再生的，制氢设备可以通过直接连接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，但如果是购买电力的方式，需要确保购买的绿电满足制氢需求并保证按时刻进行电力平衡。

（3）各部门降碳目标提升

2030年建筑行业总用能中，可再生能源占比至少达到49%（维持原稿内容）。加大交通领域使用绿电和绿色燃料的比例，在原提案基准，即2030年交通部门中可再生能源占比超过14%的基础上，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再降低20%。

为促进交通减碳目标的完成，除了要求低碳氢使用量在原提案基础上翻番外，也加强高级生物燃料和生物制气的应用，要求生物质占交通用能比例2022年达到0.4%，2025年达到1%，2030年达到5%，与原提案相比也实现翻番。

为了确保生物质液体和气态燃料的来源，限制生物质固体燃料使用范围，只有在热功率大于20MW以上（原提案为5MW），才鼓励生物质直接进行电、热、冷联产。

此次投票是欧盟气候政策的重大胜利，某种程度也是中国新能源装备企业的重要胜利，因为欧盟大部分光伏组件均需要从中国进口。在舆论的质疑以及欧盟各成员国、各利益相关方不断角力的过程中，尽管有所摇摆，但欧盟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措施始终在加码。

在周三的另一次投票中，欧洲议会通过了修订能源效率的法案，该法案中，欧盟的一次能源和终端能源消费均提高了节能目标：要求成员国应共同确保到2030年，终端能源消耗至少减少40%，一次能源消耗减少42.5%（相对2007年值）。这分别相当于终端能源消费减少7.4亿吨石油当量，以及一次能源消费减少9.6亿吨石油当量。

毋庸置疑，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理念和经验仍然值得我们借鉴，尤其在各项草案修正的过程中，欧盟应对暴漏出来的问题的切实举措，值得我们深思：

（1）从国情出发制定长期、务实的能源转型方案。对比欧盟与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现状（图1），欧洲可再生能源（含水能）占比达到19%，中国约13%。对比尤其明显的是中国非水可再生能源占比仅为欧洲的50%。

尽管如此，中国发展新能源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，实际上我国青海、甘肃等省份新能源发电量占比已高于欧洲的水平。欧洲非水可再生能源渗透率较高得益于气电、水电等灵活性电源占比高等有利条件，而我国以煤电为主的电源结构显然不利于新能源的调节与消纳（图2）。同时，欧盟充分的电力市场环境下，能引导用户侧参与电网调节，也提升了新能源的渗透率。

中国以煤为主的国情，注定了我们要走一条更加艰难的“先立后破”的道路。首先是形成适应新能源大规模接入的电力系统环境，促进各类电源主体的协同发展，煤电、抽水蓄能、常规水电、气电齐上阵，千方百计提高电源端的灵活性。

其次是完善新能源的并网主体地位与责任，在地位方面支持分布式新能源、微电网在接网和交易的对等主体地位，形成集中与分散并举的可再生能源开发格局；在责任方面，各地陆续出台的“两个细则”对新能源功率预测与调节、电网安全支撑能力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高比例渗透率下如何实现新能源与电网的友好互动亟须破题；三是激发电力市场活力，用价格信号调动负荷侧灵活性资源的广泛参与。

（2）从根源上体现可再生能源的环境价值。欧盟可再生能源良性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，可再生能源相对化石能源具有一定的经济竞争力，这得益于欧盟碳市场（EU-ETS）的贡献。

目前，欧盟碳市场中发电行业实现完全有偿配额，由于EU-ETS碳配额价格高昂，促使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具有较好的竞争力。与碳边境调节机制（CBAM）相关联，2032年前欧盟对各行业将逐步退出免费配额，将促使各个行业更多使用绿电、绿氢等可再生能源。相配套的是，欧盟对于绿氢等二次能源的可再生特性追溯非常严格（已充分体现在法案中），要求制造绿氢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在时间上进行平衡。

相对而言，我国碳市场建设仍处于非常初级阶段，为提升可再生能源的竞争力，在配额发放方式、总量控制方面应逐步趋严，以促进环境溢价的出现，以经济手段促进更多资源向新能源领域集中。

随着CBAM的推进，国际接轨的必要性显著增加，而CBAM需纳入企业用电产生的间接排放，所以对于企业使用的绿电可追溯性要求加强。所以，企业在采购绿电时也需要进行时间上的发用电曲线匹配，虽然增加了绿电交易的难度，但客观上有利于新能源的消纳与长远发展。